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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国泰君安此轮牛市是改革牛2015下半年或有大行情

发布时间:2020-10-17 01:23:15 阅读: 来源:烟嘴厂家

国泰君安:此轮牛市是改革牛 2015下半年或有大行情

索罗斯认为,金融市场可以看成检验假说的实验室,成功的投资是一种炼金术。  2014年启动的A股市场牛市可以成为补入证券投资教科书的经典案例,树上的花还没有开,但人们心中的花却开了。

近年,中国宏观经济、公共政策和资本市场领域存在三大争论:此轮经济下行的原因主要是结构性还是周期性?政策取向应主要是改革还是刺激?此轮牛市是改革牛还是周期牛?  我们的回答非常明确:此轮经济下行主要是结构性而非周期性,政策取向应主要是改革而非刺激。过去几年的熊市是对改革迟缓挫伤社会信心的评分,此轮牛市是对改革提速重振信心的估值修复和溢价,所以,叫改革牛。  无论是周期牛还是改革牛,牛市均源于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周期牛源于政策刺激复苏经济,改革牛源于改革提速重塑未来。  结构性而非周期性经济下行近年,关于此轮经济减速的原因及其政策应对在宏观经济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的争论,大致分化为两大阵营:第一种观点认为,是外部性和周期性减速,出路在于刺激;第二种观点认为,是结构性和体制性减速,出路在于改革。  第一种观点认为,此轮经济减速的原因主要是金融危机以来的全球经济衰退,以及国内周期性调整所致。如果未来全球经济复苏,国内周期性出清调整结束,中国经济将周期性复苏且还能重回8%-10%高增长轨道。持外部性和周期性论者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平台和动力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只是由于2002年-2007年高速增长堆积了大量低效产能、全球经济危机、政府大规模刺激误操作、信用加速器等原因,导致了产能过剩和金融过度杠杆,随后的去产能和去杠杆行为引发了经济减速。  但是,2013年以来世界经济持续缓慢复苏,但中国经济增速继续放缓。同时,2010年以来的这一轮经济减速超出了各类产能和存货周期所能解释的范畴,出现了“穿越周期”现象,市场上各种周期误判层出不穷,比如,2011年前后的设备投资“新周期”误判和2012年的存货周期误判,传统的周期宏观框架在做大势研判时失效。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此轮经济减速的原因主要是支撑原先高增长的动力结构发生变化所致,刘易斯拐点到来导致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削弱,房地产长周期峰值到来导致投资需求下降,部分领域技术进步接近前沿面导致需要从模仿向原始创新转变。  更为重要的是,市场本该结构性出清,却由于体制性障碍难以实现,刺激多、改革少,旧增长模式拒绝退出,隐性担保泛滥导致资金错配,形成三大资金黑洞,无效融资需求膨胀推高无风险利率,新增长模式因融资难而被抑制。  无论从宏观、中观还是微观,可以广泛地观察到,中国此轮经济减速主要是结构性和体制性。  从宏观层面,中国经济在2008年前后越过了刘易斯拐点,并且在2014年到达房地产长周期峰值。  工业化率达到峰值,城镇化进程放缓,用钢量达到峰值。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消费和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升。  从中观层面,近年产业结构内部出现了结构性的衰退与成长,以房地产、重化工业和土地财政支撑基建为主的旧增长模式正在退潮,以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增长模式正在崛起,这从产能投资、销售利润率、资产负债率等指标均可观察到:在重化工业去产能的情况下,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产能投资增速保持在20%左右;在重化工业销售利润率下滑的情况下,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销售利润快速增长;在重化工业资产负债率上升的情况下,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资产负债率大幅下降。  政策取向应主要是改革而非刺激  如果经济减速主要是外部性和周期性,增长平台和动力结构不变,应通过反周期性宽松政策刺激经济回归增长中枢。比如,2004年-2005年是周期性减速,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使得中国劳动密集型工业品行销世界,居民快速的住行消费升级带动大量住房和基建投资需求,因此政策适度放松后,2006年-2007年经济重回周期性繁荣。  如果经济减速主要是结构性和体制性,增长平台和动力发生了深刻变化,体制性因素阻碍了结构性出清,固化了原有经济结构,只刺激不改革实际上是延缓旧增长模式出清和鼓励加杠杆,是金融危机的节奏。  2010年以来的此轮减速主要是结构性和体制性的,改革是唯一出路。但是,由于2010年-2013年刺激多、改革少、出清慢、加杠杆、利率高、大熊市,宏观经济领域热议中国“明斯基时刻”即将到来。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4年改革提速后,改革堵住资金黑洞收缩无效融资需求并为政策宽松创造条件,从而引导无风险利率下降,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风险偏好重振社会信心引导增量资金入市,宏观经济领域不再讨论“明斯基时刻”,股票市场出现了大牛市。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最重要的背景是增速换挡,更准确地说,表面上是增速换挡,实质上是结构升级,根本上靠改革转型。  此轮牛市是改革牛而非周期牛  德日韩等经验表明,在增速换挡初期,各国政府没有意识到增速换挡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一开始拒绝减速,刺激加杠杆,延缓旧增长模式出清,膨胀无效融资需求,推升无风险利率,股债双熊。一旦由于危机倒逼、房地产长周期拐点、政府换届等因素导致改革提速,降低无风险利率,提升风险偏好,将会出现经济增速往下走,股市往上走,可称为分母驱动的“改革牛”。  采取“改革牛”的逻辑框架,可以较好地解释此轮熊牛转换的演进轨迹:  2010年-2013年,中国在增速换挡初期的经济和资本市场表现:刺激多、改革少、加杠杆、出清慢、利率高、大熊市。  2010年-2013年,处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由于缺少对增速换挡必然性和改革必要性的足够认识,改革进展迟缓,旧增长模式因体制性障碍拒绝出清,形成了三大资金黑洞,加杠杆负债循环,膨胀无效资金需求,推升无风险利率。  无风险利率过高产生了两个负面效果,一是抑制企业利润和新增长模式成长;二是没有增量资金来到股市,居民通过购买信托和理财向旧增长模式输血,股市陷入存量博弈困境,常年熊市。  三大资金黑洞中的地方融资平台和国企作为体制内部门,存在财务软约束,难以通过市场化方式出清,必须通过改革破旧立新,才能降低无风险利率,提升风险偏好。  2014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锐意推动改革,市场风险偏好明显提升。二季度以来,三大资金黑洞中市场化程度高的房地产部门率先展开了长周期出清,并倒逼体制内两大领域的出清:重化工业去产能,地方债务收缩。财税、国企等改革提速堵住三大资金黑洞,收缩无效融资需求,为政策宽松创造条件,引导无风险利率下降,提升风险偏好。无风险利率下降使得“影子银行”产品收益率趋降,风险偏好提升使得社会各界对中国未来信心恢复并开始配置代表未来的资产——股票,资金从房地产和“影子银行”流入股市,股市摆脱存量博弈困境,迈向增量博弈新时代。  2014年启动的“转型牛”、“改革牛”类似1996年-2001年的中国、日本1970年-1980年、中国台湾1983年-1992年、韩国 1992年-2002年,具备以下逻辑条件:改革提速、政策宽松、利率下降、经济软着陆、金融风险化解、估值偏低、政策呵护。  在重估中国未来的大背景下, 被低估的蓝筹股出现了估值修复行情 ,并主导了“改革牛”第一波。  可以说,2010年-2013年的熊市是对过去几年改革迟缓挫伤社会信心的评分,2014年的牛市是对习、李新政推动改革的溢价。  2014年启动的此轮牛市可以概括为:改革堵住资金黑洞收缩无效融资需求,并为政策宽松创造条件从而引导无风险利率下降,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风险偏好,重振社会信心,引导增量资金入市。  从一个更加广泛的视野来观察,2014年以来,随着改革提速,宏观经济领域不再议论“明斯基时刻”,财富净值人士不再考虑“移民”国外做草民,知识精英开始重新为国出谋划策,大家觉得中国有未来了,全民高呼牛市来了。  未来改革牛走向  中期视角,从宏观角度看,此轮“改革牛”有三波:  第一波,从2014年7月-12月,是快牛阶段,驱动力来自改革提速降低无风险利率下降,提升风险偏好,政策宽松,过度悲观的预期和估值修复,居民大类资产配置变化,增量资金从“影子银行”和房市流入股市。  第二波,2015年初,快牛进入慢牛阶段,波动加大。改革提速被市场确认,红利释放尚需时日;增速换挡的底部区间逐步探明,经济失速尾部风险消失,去产能去杠杆仍在进行;估值修复进入合理区间,中枢上移尚待利率下降、风险偏好提升和盈利改善的进一步驱动;监管层从呵护牛市到期待慢牛,监管两融和委托贷款,投资者有去杠杆意愿,增量资金流入减少;国际市场黑天鹅乱舞,美联储中期加息 ,大宗商品暴跌,欧洲QE,新兴经济债务危机担忧,扰动国际市场并传导至国内。  第三波,2015年下半年以后,牛市可能进入第三波,可能有一波大行情。经济探底,物价摆脱通缩,企业迎来盈利曙光;国企改革、“十三五”规划等重磅政策落地;政策宽松,利率进一步下降,风险偏好进一步提升,估值中枢上移;监管层释放利好以推出注册制,IPO供给增加担忧被前期消化和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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